刘炳凡学术思想形成之研究（1）

从文化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不管哪一位学者，其学术思想的形成，无一不是在批判吸收前人的学术成就、自己的实践探索上，并与之和同时代同仁们的学术成就进行高度综合的结晶。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Ａ·怀特说：“每一次发明和发现都是以往文化的积累与现在经验的一种综合。”（怀特·《文化科学人类和文明的研究》）怀特在这里讲的虽是指发明和发现的法则，但每一位学者学术思想的形成，基本上都没有也不可能超出这一法则。

　　不过，这种综合能力的产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直接与他们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相联系；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环境相联系。任何人不可能超越其文化积累，也不可能超越其社会历史的文化进程。此外，他们将其全部精力与心血投注于所从事的专业，对事业的满腔热情，对学术的忠诚不二，“不忮不求”、“无莫无适”的高尚品德，也是获取非凡成就的基本条件。

　　刘炳凡研究员学术思想的形成，正是这些“基本规律”的生动而深刻的体现。其具体的形成因素，概括起来，约包括社会历史、文化、医学、品格等几个方面，兹就我们掌握的材料作些初步的分析研究。

（一）、社会历史因素

　　人们的生活水平、精神面貌、卫生条件等决定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而疾病的发生、流行及其特点与人们的生活水平、精神面貌及其卫生条件也密切相关。因而，作为以疾病防治为研究对象的医生，其实践的内容如何，又是形成一个医生学术思想的主要因素或决定因素。因此，研究一位医家学术思想的形成，就应该也必须研究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情况及经济生活水平。刘老七十余年的医事活动，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如果再结合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及其个人行医的经历，则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33年至1949年。这一阶段，刘老始设诊所于长沙。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又行医于汨罗桃花洞一带。这一时期，政治腐败，日冠入侵，加以连年自然灾害，兵荒马乱，人们躲兵逃荒，流漓失所，不仅食不充饥，衣难裹体，而且居无安日。翻开刘老的《影珠吟草》就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的背景：“去岁闹饥荒，今春无现粮。儿僵成鹄面，母哭断猿肠。野菜皆搜尽，山蔬已采光，寻亲亲不语，只是叩穹苍”。这样的生存环境，形体劳役伤气，饥饱失调伤脾，是以内伤脾胃者恒多。加以愁衣求食，恐兵惧灾，惶惶不可终日，气机郁滞，津液不行，为湿为痰者亦复不少。这种虚弱夹实的体质，其治疗是不可不时时顾护正气的。然则，虽有实邪，亦不可大攻大伐，即使不夹实的纯虚病患，也因为太过虚弱难以受药而不可纯补纯填。
　　兵荒灾荒，疾疫流行（如1933年霍乱、痢疾、疟疾，1944年湿温、痢疾、疟疾、疥疮等病大流行）。加以医生奇缺，以刘老行医的家乡为例，4万多人口的一个区域，除刘老外，仅一名护士出身的西医。当时，西医治疗效果尚差，且药价昂贵。因此，四万多人的诊治任务，几乎由刘老一个人承担。这种环境条件，客观上使刘老能广泛深入地投入到临床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验证前人的学说，积累新鲜的临床经验，奠定自己的学术基础。
　　这一时期，人们能以粗粮野菜填满饥腹即为侥幸，菜中能有一点盐调味都算有福。蛋白脂肪一类食品，一年之中，仅可偶见。有时连年节都难以见到。这样的饮食，不仅难以化生精血，强壮体质。相反，却损害脾胃、戕残生命。加以形体劳役，内耗元气。刘老在数万数万例次的诊治中，通过客观、仔细的临床观察，系统深入的综合分析，终于找到了“脾胃内伤，阴精不足”这一带有普遍性的体质特征。因而用李东垣、张景岳的学术观点，指导临床也就势在必然。因此，逐渐获得了“调理脾胃、滋阴补肾”的临床经验。尤其是注重滋阴补肾，习用熟地，时人有“刘熟地”之美称，正是师法张景岳（别号张熟地）的直接证据。
　　第二阶段为1950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虽然政治昌明，人民心情舒畅，精神焕发。但终因底子太差，加以连年自然灾害，人们温饱问题仍未解决。“阴精不足，脾胃内伤”的体质特征，仍具有普遍性。学术方面，随着人民保健事业的需要，逐渐成立了卫生所（院）、医院；办起了卫生培训班、卫生学校。既注重卫生人才的培养；又重视流行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刘老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主动进取，积极投入到人民的卫生事业之中。他服从组织安排，或从事流行病、常见病的防治；或从事中医学徒班、中专班、进修班的教学。临证，巩固并坚定了注重调理脾胃、滋阴补肾的学术见解；教学，系统、全面、充实、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因此，刘老在理论与临床方面，均获得了提高。
　　第三阶段为1977年至今。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较快，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经济腾飞，以膏梁厚味为主要饮食者，日渐增多；“以酒为浆，以妄为常”者，日渐增多；“以欲竭其精，以好散其真”者，日渐为多。膏梁厚味，壅滞脾胃，脾机不振，运化失常，生湿生痰，脾胃内伤；恣情纵欲，耗气伤精，肾命不足。生活水平、致病因素虽不相同，治疗方药也有区别，但注重脾（胃）、肾的治疗原则仍不变。刘老一生，坚持脾胃学说，注重滋阴补肾，其原因虽有多个方面，但与他实践的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
学术方面：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工作，把中医与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写入宪法。中医科研、教学、临床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重视继承整理与人才培养的工作，注重历代医家学术思想的研究，当代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整理研究。着手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开展中医研究生教育。在这种重视中医学术研究的大好形势下，刘老老当益壮，一马当先，与李聪甫老一道共同整理研究金元四大医家的学术经验。并合著《脾胃论注释》（人民卫生出版社）、《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主编《湖南省老中医医案一·二集》（湖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高等中医函授教材·中医儿科学》（光明日报出版社）、《奇效验案（湖南省老中医医案·三集）》（湖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著《黄帝内经临证指要》（湖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养生生颐年古今鉴》（岳麓书社）等医著。培养伤寒、内科专业硕士研究生。编著研究生教材《内经讲义》、《伤寒论类方辨证》、《理论探讨与临证研究》、《疑难病验案选集》等讲义。并在此基础上，将前人、同仁及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进行高度的综合、提炼、升华，著成《脾胃学真诠》（湖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揭示脾胃学说之真谛，法古创新，将脾胃学理论贯彻于临证治疗之中，对如何具体运用脾胃学思想以指导临床实践，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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