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凤凰涅磐 -10

四  第219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讨论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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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以中国系统思维为导向，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命科学认知体系和医疗保健诊疗体系。它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也为世界医学科学的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且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惠及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覆盖率高达85%，其中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年中医药发展相对迟缓，其临床运用受限；随着农村赤脚医生及三级卫生保健网的溃解，中医药的使用在全民医疗保健系统中有萎缩之势。因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其特色的体现，对临床实践具有普遍的具体的指导意义，因此，如现在还不就已有的中医基础理论进行完善、发展，对其研究方法及方向及时把握、调整，将不利于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对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产生严重影响，也将直接损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2003年11月18~ 19日，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了以“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为主题的第219次学术讨论会。会议就我国中医药现状、中医药研究方法和方向、中医药发展目标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对造成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举措。香山科学会议聘请王永炎院士、邓铁涛教授、陆广莘教授担任执行主席。60位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设置的中心议题有：（1）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构建；（2）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思考；（3）中医药学在国外的传播对中医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启示。
1 中医药学的时代背景、历史回顾及在21世纪的发展
（1）邓铁涛

执行主席邓铁涛教授首先做了主题为“为中医药之发展架设高速公路”的主题评述报告，分析了目前中医药所处的时代背景，回顾了中医理论研究的历史及中医发展的坎坷但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历程，并提出今后开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和策略。邓铁涛指出，包括中医药学“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等在内的中医哲学理念，是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有力武器，中医药学如能与世界第二次科学革命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医学就会走在世界的前头。我们首先要树立民族自信心，不能什么都“与世界接轨”，而应“与世界双向接轨”，否则永远只能处于世界强国的从属国地位。中国科学家有志气、有骨气、有智慧、有能力，来创造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邓铁涛列举了一些中医药学虽经历重重磨难，但仍以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发展，取得的成果，并主要对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情况进行了分析：感染“SARS”死亡率，全球为11%，香港为17%，台湾省为27%，中国大陆为7%，其中广东省为3.8%，广州市为3.6%。广州与香港仅为一水之隔，但病死率存在巨大差异；香港治疗一例“SARS”病人，费用从几万到100万港币不等，而广东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的最贵一例病人仅花费5000元。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由于香港单纯使用西医西药。如果我们因为没有拿到冠状病毒测序的金牌就“长使英雄泪满襟”，那中医失去防治“SARS”这块更大的金牌怎么就没有人看见呢！

邓铁涛认为，广州之所以在“SARS”期间一批年青的中医大夫能够于危难之时，承担起如此重任，是与平时的积累分不开的，与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多年重视“四大经典”的复习和亲临广东省中医院带教的全国名老中医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现在中医呈现“泡沫中医”之状，外观五颜六色，实则中空无物，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医教育的重大失误，即将中医经典做为选修课，而经典讲授老师从不上临床，从理论到理论，中医临床实践能力从何而来？中医临证危急之时勇气又从何而来？再有，根据《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的真正的中医师虽然行医已10多20年，但也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中医药大学毕业证，没有医师执照。这样就等于从中医队伍中开除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有经验的中医师，是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众的一大损失！

基于以上事实，邓铁涛提出了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与策略。首先明确发展中医药学的宗旨是为保证13亿人民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具体建议如下：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应与临床相结合；2. 深入挖掘中医理论精华，多学科交叉，沿中医理论自身发展规律进行研究；3. 解放思想，在研究方法上走出新的路来，而不要唯西方马首是瞻，禁锢自己思维，硬以有线电话的模式去思考、研究手机的原理与功能；4. 要以科学的哲学为指导思想；5. 对以下五个项目进行重点研究：①中医学术的系统整理；②中医基础核心理论，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③辨证论治的研究；④中药理论研究；⑤养生保健理论。

（2）李振吉

中国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教授在题为“中医药基础研究的特点与关键科学问题”的专题发言中指出：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学术形成、理论构建、思维模式、临床实践、药理研究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故中医药科学研究也遵从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李振吉认为，

1）中医药科研工作有以下特点：

（A）基础研究是以临床为基础，不是以实验为基础，因此，基础研究必须与临床相结合，以疗效为评价标准。

（B）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方法并重。

（C）中医研究的方法学应当作为重点领域。

2）目前中医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有：

（A）基础研究和临床脱节。

（B）传统方式的研究重视不够，认为不作基础实验，就不够水平。

（C）多学科研究目标思路不明确。

应注意的问题是：

1.　目标：重大理论问题，对临床有指导意义。

2.　基础理论研究要提出“假说”。

3.　两种方法并重，更应重视传统方法。

最后，李振吉指出了中医基础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

1.　辨证方法体系研究：基础与临床结合，以传统方法为主，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打破辨病分型模式，建立新的辨证方法体系。带动基础研究（文献、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舌象、脉象）研究，推动整个临床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2.　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的研究：通过若干方证对应有效方药的物质基础与作用机理研究，找出有效方药有效成分配比规律及其作用机理。

3.　中药制药工程基础研究，应通过若干环节基础研究，优化制药工艺和制药设备创新，推动中药产业化、国际化。

4.　中医药研究的方法学研究：多学科协作，产生若干新方法，加快科研进度。

5.　关于经络的研究，回答三个问题：人体是否存在经络现象？经络是什么？经络理论在临床上有何指导意义？
中华中医药学会李致重教授认为：现在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采用“西体中用”的方法，即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一些对其有用的东西。40多年来，中医科研工作，大多以西医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和改造。这种研究的立足点是：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之“主体性”，而只承认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这种研究思路对处于“中西医并重”前提下的中医学的主体性发展的可取之处甚少。在此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中医临床也“日趋西化”，因为“亦西亦中”的教育很难培养出熟谙辨证论治的中医人才，“西体中用”的科研路线不可能为辨证论治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中医临床治疗也就必然由以往的辨证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转向辨病论治，对抗治疗。现在只有充分考虑到中医学在《内经》时期是如何形成的，回到中医自身上来，才可能把中医向何处去问题搞清楚。
　　科技部办公厅罗晖博士认为从认知体系上看，中医基础理论体系比较薄弱，有必要完善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她认为现在对中医的发展来讲，应该组织科学工作者就像当年钱学森构建系统科学理论体系一样，对中医的理论做一个构建过程。所以现在应重在发展，而不是对中医的科学性进行过多研究，要把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一个重大的科研工程提出来。
　　王永炎院士指出用还原论研究非线性的对象是不够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以前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基因芯片切入到中医证候、方剂研究，没有得到有意义的结果，而用生物信息学、用应用数学技术及哲理数学的方法，切入到中医研究，有希望得到结果。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新力教授提出采用继承、借鉴、创新、融合、系统化五种方法来形成中医药学研究、开发、应用的广为认知的体系。应对以下五个方面引起高度重视：1. 方法论：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2. 用系统论认识中医，产生多系统共生的理论集合；3. 形成中医药疗效的自己的并被广为认知的评价体系；4. 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形成分工合理、层次分明、协调一致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机制；5. 研究中医理论当年形成的过程，古为今用。
二、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中国中医研究院陆广莘教授做了题为“唯实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目标动力学”的中心议题报告，他引用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唯实”研究进行阐述。陆广莘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目标动力学为：功能：发展中医辨证论治生生之道的实践效果；目标：重建中医主体价值体系；动力：坚持中医养生治病实践必求于本的诊疗思想；坚持中医天人合德健康生态目标的实践医学模式。陆广莘指出中医的唯实论是指：1. 实践第一；2. 从实际出发；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4. 实事求是；5. 理论结合实际；6. 有的放矢；7. 讲求实效。他认为在中医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要坚持：1.　实践论第一，即医学要讲究实践，要讲效果；2. 从实际出发，“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成一家之言”；3. 实事求是：人的整体性，人的主体性，人的个体性，生命活动时间不可逆转性等。中西医学在疾病诊断观和疗效观上的区别，就在于西医是向后下外的，中医是向前上内的不同的认知思考方向；4. 养生治病实践必求于本:中医诊断和治疗的基础科学问题有：从粗守形到上守神的诊断观和疗效观；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识别利害毒药；聚毒药以供医事；方技者皆生生之具；辨证论治的生生之道；谋求天人合德健康生态的生生之效。同时，陆广莘还指出：今年《实验动物学杂志》改名为《比较医学杂志》，说明动物实验仅是一个参考，因为生命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规律，因为下一层次的结果不能涵盖上一层次的规律，因此实验和各层次的研究是应该的，可给我们一个启发，可以参考借鉴，但不能照套照搬。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对中国医疗保健体系的重要意义”的专题报告，指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对临床实践具有普遍的具体的指导意义。中国曾以美国1/160的人均医疗消费而达到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当的水平，全国医保覆盖率曾达85%。这是由于我国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战略，中医药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总支出1.3万亿美元，但仍有4000万人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对占疾病总数70%的没有理化指标变化的疾病束手无策；美国死亡者中约90%死于医源性药源性疾病而非死于原发性疾病。中国13亿人，不可能效仿美国仅依靠西医学的医疗保健模式，必须依靠中医优势，走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模式。
　　贾谦认为中医学有自己独特的内在规律性和认知体系，其理论研究必须走自己的路。不用处处效仿西医研究方法，不一定要在实质性的细胞层次、分子层次去寻求物质基础，不能单凭动物实验来验证中医理论，这永远不可能有中医理论的发展和突破。脱离临床实践凭空创造一个中医新的辨证论治方法，或将原有的辨证方法组合成一个新的辨证体系，是违反了中医理论产生的客观规律的。“SARS”期间，如果坚持中医治疗特色，大量临床实践、验证，并总结归纳，就有可能继温病学派之后，创立新的中医流行病学理论，继卫气营血辨证后提出新的辨证治疗模式。因此，建议实施中医药振兴工程：重点在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抢救老中医临床经验、改革中医高等教育模式。主要内容包括：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中医药人才工程；中医药科研工程；乡村中医工程。
　　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做了题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考”的中心议题报告，认为1. 中医科研做了大量工作，做了积极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没有重大突破。为什么呢？中医理论的最初构建是当时对人体的一种简单认知，加上对疾病的大量防治经验和人体的生活经验，以至对自然社会的一个协调，认识到人和社会的协调性之后，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这种理论构架的特点，既有实体本体的内容，又更注重关系本体的建立，它借助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思想，因此只能在宏观上把握。但现在都是用微观的手段来证明宏观的物质基础，用实证的方法来阐明关系本体论的理论构架，用物理学的手段和方法，来证明宏观的认知，所以没有产生重大突破。2. 中医理念并不等同于中医基础理论，中医理论的对象是非常广阔的，当时是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之上，站在天地人的整体上看待人的生命现象。整个辨证论治思想是从非健康状态就开始的，这时人体的平衡态已失衡，但还没达到疾病的状态。所以中医辨证不应局限于疾病范围。3. 中医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形神一体，现在天天拿耗子做实验，只强调了形而忽略了神，这样做实验是永远做不出结果来的。中医研究本身继承就远远不够。
　　鲁兆麟提出以后开展研究的方向:1. 中医理论的突破口应该在临床，而不是在实验室，没有中医临床无法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因为实验室的手段是分析为主体的，而只有在临床才有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如果总想靠动物实验寻找药物的靶点，那按摩、针灸的靶点是什么呢？2. 中医研究抓证是对的，因为证既是临床结合病的交点，又是中医治疗的主要手段，还是人体病机的高度概括。因为一个证有多个方，他建议从临床入手，从证候入手，采用Ⅰ类处方，多病种同一证候研究，采用实验室指标和治疗症状学指标来进行生命科学研究，用大样本来处理，观察其对人体生命的调整作用，然后再来进行分析。
　　中国中医研究院潘桂娟研究员在题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走向”的报告中，以建国以来部、局级以上科研课题和科技成果（约3500项课题、1300项成果）调查情况为基础，提出当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内容集中在以下方面：中医脏象生物学本质研究；中医证候生物学基础研究；中医治法生物学机理研究；中医经络现象及本质研究；中医四诊客观化研究。以上大多为中医学的现代科学实证研究内容。因此，潘桂娟认为，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突出问题有：1. 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着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倾向,突出表现为对“实证科学”的迷信，对高新技术的盲从，以致无视中医学的客观发展规律，不切实际地追求对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生物学基础的“客观实证”。2. 建国以来相当数量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和科研成果，或执西医之道，用中医之术；或执西医之法，用中医之药；或以西医之术，验中医之理，对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无所裨益。3.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评价标准和立项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投标者往往为了适应科研导向，争取科研经费，在学术思路上削足适履，投其所好，或低水平重复。4. 研究方法上将文献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将实验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
　　潘桂娟还提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一是忽视或基本放弃理论思维；二是缺少中医理论思维的主导作用；三是不能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目标与方法的关系。从而提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走向在于：1.。从有利于继承和振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发，从有利于普遍提高中医临床医师诊疗水平出发，从有利于十三亿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根本利益出发；2. 应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分析50年来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理性思考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如何合理而又充分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探索中医学理论自主继承与创新的模式；3. 不能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盲目跟进、套用、照搬西医的新技术和新指标，并以此为进入“现代科学前沿”，而称之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先进”；4. 应研究如何继承、完善与发展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问题；5. 应研究中医学理论如何指导现代中医诊疗实践的问题;6. 应理清中医学科研的思路与方法问题。首先应理清认识上的概念混乱。还应认真解析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有何区别？
　　同时，潘桂娟提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是：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项目与成果评价标准研究；2.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全面整理与系统研究；3. 中医学辨证体系研究；4. 中医学思维方式与临床方法论研究；5. 重大疾病防治理论与综合方案研究。最后，潘桂娟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发展提出建议：1．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关键共性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科研立项与成果评价系统研究；中医学思维方式、理论体系及其创新模式研究；中医学辨证论治规律、法则及原理研究；中医学预防理论及临床重大预案研究；中医学临床组方、用药规律与法则研究；现代重大疾病中医防治理论与方案研究；中、西医学方法论及临床诊疗模式的比较研究。2．启动中医学理论建设系统工程：启动“中医学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工程”；启动“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基地建设工程”；启动“中医学理论体系继承与创新工程”。
　　中国中医研究院李经纬教授建议：中医基础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按传统方法重新研究，提高临床疗效。具体实施办法为：首先对当代医家进行调查研究，应包括老、中、青医家，还有已故名医，约100-200人，只要是能利用基础理论运用于临床的突出病例都作为调研内容；再者，因为明清医案、医话比较清楚，也做一调研，设立一个模式，尽量不要受现代科学知识的影响，确立若干个病证、理法、方药。将以上两个部分的材料，再进行忠实整理综合分析，选题立论，将结果应用于临床，不用现代的，而用传统的方法实践验证，总结推广，然后再考虑、决定要不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或进行实验研究。同时，李经纬呼吁应给予中医基础理论的基础调研以应有的重视。
　　

中国中医研究院岳凤先教授做了“中药现代科学化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的专题报告，提出中医药学发展的根本在其基础理论。中医药学基础理论应在保持宏观优势的同时，再获现代科学的微观优势，从而达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准确性与精确性共具。中药现代科学化势必促进和带动中医学现代科学化，进而促进和带动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化而得到发展。1. 承认中医药学为一门科学，中药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此为中药现代科学化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即吸收现代科学知识而实现现代科学化。2. 中药现代科学化为时代的必然。以微观知识为主体的现代科学环境，为中药现代科学化提供了可能性。中药的微观劣势克服成为可能；具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现代人，要求使用现代科学化中药；现代医药法规是以微观知识为基础。故要求中药应当实现现代科学化。3. 中药现代科学化的中心是获取现代科学化中药。4. 不能以中药现代化名义否定中药学。5. 坚持中医药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即特色，加速中药现代科学化进程。
　　长春中医学院任继学教授认为，中医基础理论是多学科的交叉，早在《黄帝内经》就已包括物理学、数学、物候学、时间医学等内容，现代中医科研不一定要从西医着手，可以通过多学科交融开展。
　　王永炎院士主张：1. 将生物信息学切入到中医研究，主张用字符数学图表达，但是中医许多东西信息学目前尚解决不了，如“神”的问题。2. 中医证候的研究很重要。既要看到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也要看到两者在理论层面的趋同性。3. 中西医现都已认识到，人体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应该是非线性的，而且应是用自组织自调节自稳态的一个系统来切入研究。新世纪，中西医朝向着真正在理论层面的结合变为可能，但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运用信息学方法，以证候为主体，探讨与疾病、方剂的相关性。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刘洋教授做了“中医现代研究、发展中的逻辑悖论及对策”发言，认为：1. 应认真研究、正确评价、切实尊重中医学的自身发展规律，用中医学的方法研究和发展中医学；2.　如果人依靠感官就可以效率很高地满足对事物的分辨，就不需要使用仪器。中医通过视觉望舌，已经可以为其辨证提供必要和必需的证据，四诊客观化研究脱离了中医临床实际；3.中药与方剂（复方）是针对中医“证”提出的，而实验室对“证”模拟相当困难，限制了现代分析方法对中药和方剂理论的说明；4.应改变应用西医方法和原理诠释中医的“中西医结合”做法。目前可以做并只能做的是中西两种治疗方法适应证和应用时机的选择；5.中医已经过了飞速发展期，正在成熟期内，这就是目前中医学发展缓慢的本质；6.继承与创新问题：中医是哲学与医学的融合体，具体科学的方法论要低于哲学，不可能用低层次方法论的知识创新高层次方法论的知识，把中医看病治病的优势不打折扣地承传下去是头等大事。7.中医现代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严重，因为其采用的理论和方法的水平不够。
　　中国中医研究院姚乃礼主任医师认为：1. 中医基础理论不是分空间构建的，随着社会进步、环境变化、科学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必须不断的完善和发展；2. 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必须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有两种研究方法：传统思维或多学科交叉研究，但现在问题是对第一种方法比较欠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家在开展第二种研究时，又忽略了中医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研究过程中过分强调脏腑的现代功能研究，药物的活性成分研究，这可能会造成中医理论的隔离、割裂、孤立和静止，并且不能完全解释中医特色。3.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应确立主题思想，突出重点，抓住关键。
　　北京泰一和中医研究所王文奎主任医师提出中医学时间性非常强，一病能看“三天”，“昨天”是疾病发生的条件与背景，“今天”是当时的病情和症状，“明天”是疾病的发展与预后。中医不仅要治病，更要改变发生疾病的条件与环境，否则无法从根本上治愈。而且在临床上中医不仅能治缓，更能治急。
　　加拿大留学生胡碧玲指出：西医的产生、演变有其特定的西方背景，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且现代西医在许多方面都碰了壁，说明本身做得不够，有些东西没办法研究下去，许多西方人已认识到西医疗法的不完善，并开始寻找一些其他办法，包括中医在内。如果什么都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的好坏，按西医的模式来要求中医是不合适的。
　　中国中医研究院刘保延主任医师认为：1. 西医基础是形态学的，而中医是功能性的，这就决定了会走两条不同的道路。从整个科技界的发展来看，人类科学发展有三大要素：物质、能量和信息，各自相互依存，又各自发展。从整体论来看，信息就是自我运动状态以及存在的方式。中医理论的构建，就是要完善中医对人体状态及存在方式的研究；2. 中医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就是因为方法论问题，符合中医自身规律的方法学体系还没有建立。
　　北京大学医学部唐朝枢教授认为要保持中医规律，但也要将其放入生物医学这个大环境中去考虑。现在生物医学面临严峻形势，疾病谱发生变化，治疗观念改变，现在不应再争论中医科学与否问题，而应重在发展，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用整合观念来发展自身。
　　中国中医研究院孟庆云教授指出：1. 中医自成体系；2. 中医理论结构有三种：空间结构，中医、西医都研究；时间结构，中医特别强调；衍生结构，人体感受辐射电磁波的反应。
　　西北大学孟凯韬教授将高等数学引进中医，认为可使中医诊断、治疗规范化成为可能。中医现代化在保持中医特色、优势基础上，吸取西医的优点和现代科学的成分，用现代语言阐述中医，以提示中医的科学内涵，便于普及和向全世界推广。
三、中医证候研究方法
　　执行主席王永炎院士做了题为“证候概念诠释及证候因素应证组合”的专题报告，他认为应从中医临床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现代多学科知识对证候加以诠释，并提出证候的共性特征在于“内实外虚”、“动态时空”、“***界面”。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医学的精髓，然而证候相关名称与分类亟待规范，否则将影响中医证候诊断的规范化与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标准的构建。王永炎认为复杂性科学的引进对于中医研究的思考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因为中医证候诊断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阶的、可以无限组合的复杂巨系统，用线性研究的办法则无法真正来规范它。
　　王永炎对以前的证候研究做了文献学调研后认为：现在最为重要最急需解决的是证候研究的方法，并提出以寻找基本证候因素，即进行最基本证候分类来作为证候研究的新途径，并提出证候因素的假设，希望能提供给临床医生进行应证组合。因素组合，即将证候进行简化分解，以基本能够覆盖临床常见病证的80%为目标，提取出适当的证候因素，并对这些证候因素的诊断进行规范，然后将这些规范了的证候因素交给使用者，由他们在使用时进行应证组合。
　　湖南中医学院朱文锋教授做了题为“构建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体系”的报告，他提出，因为现在的中医各种辨证方法相互错杂，辨证规律与思维特点未深入研究，按分型难以反映病变的复杂性，证“本质”研究难找到特征性指标，对临床辨证缺乏意义，辨证的主观因素较多，诊断结论差异较大，影响辨证论治的传授和继承及中医诊疗水平的发挥，影响人们对中医学的接受和选择，因此必须对辨证原理与规律进行研究。朱文锋首先提出了“证素”为核心的辨证体系，整合包容涵盖八法，采取多学科综合交叉，通过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合理应用，来揭示辨证的普遍规律和科学原理，并构建起“证素”辨证的信息化技术支撑平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田金洲教授认为证候研究无突破的原因可能为：1. 文献研究。难以类比当今疾病条件下证候发生、演变规律及规范诊断标准；2. 临床研究：单病种背景下的证候可能是多个证候的结合，其生物特征并非基本证候的共性特征。生物指标并非证候的对应物质基础，而是机体在某一网络，一定时空下的多层次病理生理反应。单因素或线性分析，尚不能解决证候的有效因素组合爆炸；3. 实验研究：疾病动物模型不能代表人体证候模型，理化指标不一定有特异性。因此，田金洲建议：1. 选好切入点，如血瘀证有较好的工作基础；2. 采取符合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病证结合，方证对应；3. 传统方法与现代生物技术结合采集信息。
　　成都中医药大学王米渠教授提出中医证候的研究方法，在保持其特色基础上，应大力结合现代科学，从多学科中引出来，借用数理化、天地生，还有文史哲、心理学等，既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又有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自己的思维。
四、经络、针灸理论研究方法
　　上海复旦大学费伦教授做了题为“经络物质基础实验探索的进展和经络实质研究的展望”的专题报告，指出一批从事物理化学、针灸学、流体力学、放射诊断学、解剖学、核物理学、红外物理学、电镜学、生理学以及凝聚态物理学等的科技工作者们在对经络物质基础进行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今后经络的内涵研究可从三个层面进行：进一步探索与经络相关的特异性组织结构，细胞和物质，亦即构成经络系统的各种特异性物质基础；揭示各种特异性物质基础的内在功能，特别是布满与贯穿全身组织脏器的胶原纤维网络；研究各种特异性物质基础内在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由此产生的特定生理作用，以及与经络学说和临床经验所描述的种种经络功能、现象之间的相关性。
　　福建中医药研究院胡翔龙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经络研究非常重要，作为基础研究，探索性是最重要的，经络研究几十年来是在探索中走过来的，因此应该允许探索，而且探索的人员应具备很高的素质，有正确的思路、正确的方法。近年来，经络研究已建立起三个主要方向：经络感传现象；经络脏腑相关和针刺效应现象；经络现象的理化特征和客观解释。产生了一个想法：经络的实质不是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因为它是人体功能调控体系，就会与许多组织结构有关系。经络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十四经的循行路线及人体功能。经络研究如有重大成果，应就在循经上。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是有继承性的，需要长期的积累，所以今后必须保持三个方面的研究，再加强交叉学科的合作工作，还要处理好以下的关系：1. 经络与神经体液调节的关系；2. 宏观与微观的关系；3. 机能与结构的关系；4. 基础研究与临床的关系；5. 继承与发扬的关系。
　　中国中医研究院张维波教授认为中医学是一门以信息提取、信息分析和信息调控为主要医疗手段的医学，具有信息医学的基础特征。十二经脉内联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起信息传递和信息转换的重要作用，是人体维持整体平衡的物质基础。现代经络研究应该搞清楚经络如何进行生物信息传递，维持人体机能平衡，如何将内脏的疾病反映到体表以及针灸如何通过经络作用于远端的特定部位并发挥治疗作用。
　　

上海复旦大学丁光宏教授提出了针灸经络临床研究思路：1. 既要继承与发扬中医传统，又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与手段；2. 要在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开展临床研究；3. 有效的针灸治疗医生与病人之间往往有信息反馈；4. 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疗效揭示机理。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祝总骧教授提出自己的看法：1. 希望国家将经络和中医基础理论挂上钩，纳入基础理论，建议将中医药基础理论纳入中长期计划；2.　经络研究可望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口；3.　中医经络的现代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新兴科学。
　　中国中医研究院刘保延主任医师提出：1. 经络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络的研究可以大大丰富基础理论的研究；2. 经络的研究离不开穴位，是通过穴位引起内脏的效应；3. 穴位本身是有结构的，它位于一定的部位，有其物质基础，可从其结构差异来研究其本身效应。
　　北京中医药进修学院薄智云教授从腹部经络现象的思考谈了中医基础理论中经络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相关经络体系的构建问题，并提出一种新的针灸方法：腹针疗法。
　　解放军总医院尹岭教授提出经络信息流假说。针刺感应（经络）是一种信息流，针刺信息的传入靠神经，针刺信息的获取、处理和整合在中枢（脑和脊髓），通过神经、体液和内分泌网络作用于靶器官起到治疗作用。并提出结论：1.神经信息学手段是开展针灸和经络研究的新方法;2.针刺神经信息流的假说如果成立可能是解决“经络”关键问题的新途径。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刘洋教授认为经络是现代科学和西医学不曾了解的人的更高层次的整合和调节途径，经络治疗也是很有效的调理方法。经络研究可以带动生命科学和西医学对人机能的了解，但不要在解剖结构上继续做文章，如果继续应用西医的解剖组织学方法在结构上狠下功夫，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五、中医药学在国外的传播对中医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启示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新力教授做了“中医药在国外-传播、应用、地位、教育、研究和启示”的中心议题报告，分析了中医药目前在国外的传播、应用情况，并就中医药在国外的研究、教育等给予我们的启示进行了探讨：1. 创造良好法律法规环境，有效保护和利用中药资源，加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中药质量，防止国内恶性竞争出现；同时应及早完善中国自己的中药系列标准和规范，加强市场营销能力，对质量高的道地药材应逐年提价。2. 大力推广中医药理论，正确理解和使用中药,以免引发类似“龙胆泻肝丸”、“小柴胡汤”等中药毒副反应事件。3.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4. 在国外开展中医药教育，培养人才，造福人类。5. 选好主攻方向，加强我国中医药的基础研究。目前美国、越南等国家对针刺麻醉的研究力度较大，并不断应用于临床实践，而我国临床上已基本不用针刺麻醉。国家应重视中医药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对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研究方向，及时立项和加大支持力度。防止出现中国传统医学渐衰于本土，而盛于国外的情况出现。 6. 将古老的中医药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如何把握好中医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尊重、挖掘、发展、宣教和利用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当今一大课题。
　　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文树德教授做了“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试解释这一奇特现象”的专题报告，分析了：1. 70年代以后，中医药在欧美国家兴起的原因：对化学制剂及现代科技带来的污染产生恐惧，出现“回归自然”的潮流；欧美国家期望中医药能解决人体“能源危机”问题；中医药“非线性”思维给西方国家的思考方法带来启示。2. 2000年后中医药在西方国家逐渐降温的原因: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暂时代替了对污染的担忧；媒体开始出现关于中医药的负面报道。因为：中医药没有给自己在国外创造文化氛围；某些中国中介组织如旅行社强迫西方游人去中医诊所看病，并购买昂贵中药，影响了中医药声誉，造成恶劣影响；许多中国人就在出国前成批购买中成药，在国外对病人说这药是专门为他设计定做的。这样就出现中药“信任”危机。
　　加拿大留学生胡碧玲就中医发展和人才教育情况提出了以下问题并谈了自己的看法：1. 如何保留和发展中医：不能以西医的标准评价和衡量中医优劣，这样会导致不中不西。现应回到中医的四大经典上来，只有继承，才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包容新的东西。2. 现行中医教育能否培养出真正的中医：现在的中医教育包括太多的西医内容，用西医的观点来补充自认为不对的部分，这将影响学生学习、吸收中医知识。同时要改革课本，调整课程设置的先后，应先上中医课，后上西医内容。全面改革中医教育，改变中医临床现状。不应要求学习外语，而应加强古汉语的学习。3.　改变有关中医药的法律条文：即《中医药条例》，它规定凡不是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都不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最纯粹的中医其实在民间；且执业医师考试包括太多的西医内容。4.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误区，是完全的西化。中医师开西药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会选择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来处理病人，不能提高中医临床水平。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刘洋教授也指出，几十年来的中医教育是按照现代科技体系的教育模式操作，严重缺乏传统文化的基础和素养，五年中医教育没有使学生明白中医的道理，做硕士博士搞动物实验距离中医更远。临床研究生实践能力较差。中医不同于现代科技和西医，中医的教育自然也就不同于现代科技和西医的模式，应该遵循较为成熟的，有悠久历史的，并确有实效的传统中医的教育模式，竭力营造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强调师承教育模式的主导性和实效性，尤其要求中医的启蒙教育一定是传统模式，而中学西可以作为继续教育的内容。
　　科技部邹健强研究员提出如何才能将优秀的中医传承下来，现在这种学习的方法能否就可将传统保留下来。现在年青人能否静下心来学习古籍，放着先进仪器不用，而首选古老的中医方法。是否别的学科帮助就是中医的异化。
邓铁涛认为中医师的培养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困难，广州去香港治疗“SARS”的大夫未超过40岁，因为她们坚持重视经典的学习，坚持请全国15个名老中医到医院传授经验。所以并不是要长周期才能培养出人才来，关键是看培养的方法、途径。
　　会议执行主席王永炎院士就几天来会议学术报告交流与自由讨论的情况，对本次会议做了简要的总结。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中医学科的建设应该是开放的、大学科、广兼容，主体与兼容结合，它是以生物医学为基础，与理化数学交融，与人文哲学交叉渗透。中医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文化，要防止其单极化；2. 研究应有重点，本次会议已将目光凝聚在证候规范和经络学说的研究。当前弱化了的是传统的方法，然而传统的方法具体应怎样做才既有水平层次，又有可操作性是一大问题。3. 注重求实，包括求真和求异。从方法论的原则上来说，应是实体本体论和关系本体论的结合，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是综合与分析的结合。目前更重视生物科学方法，更重视相关性研究，可能是一个可通的途径。而实证的蛋白组学、基因组学还拿不出好的结果，有待对方法论的进一步探索。关于经络研究，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应该允许继续探索。
最后，邓铁涛教授指出：中医有许多“宝”，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应当努力挖掘”，所以不要轻易说中医不行，应树立对我们民族瑰宝的信心，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国的瑰宝丢失了，那我们就要犯千古的错误，可以说是千古的罪人。
参会人员名单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王永炎 教授、院士 中国中医研究院
邓铁涛 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
陆广莘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程津培 院士 科技部
唐朝枢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
王文奎 主任医师 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
鲁兆麟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
田金洲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
薄智云 教授 北京中医药进修学院
任继学 教授 长春中医学院
王米渠 教授 成都中医药大学
文树德 教授 德国慕尼黑大学
胡翔龙 研究员 福建中医药研究院
费　伦 教授 复旦大学
丁光宏 教授 复旦大学
李振吉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刘　屏 研究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朱文锋 教授 湖南中医学院
陈　斌 副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
陆付耳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崔　拓 处长 科技部基础司
王长锐 高工 科技部基础司
张先恩 司长 科技部基础司
郑　洪 讲师 广州中医药大学
胡碧玲 研究员 社科院的加拿大留学生
孟凯韬 教授 西北大学
许志强 讲师 浙江中医学院
武夷山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谢益宽 研究员 中国医科院基础所
林中鹏 教授 中国侨联
邹大挺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赵新力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贾　谦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傅俊英 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李经纬 研究员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曹洪欣 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
潘桂娟 研究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
岳凤先 研究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
张维波 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
刘　洋 副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李维贤 研究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
姚乃礼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刘保延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祝总骧 教授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贾海忠 副主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
贾蔚文 研究员 科技部
罗　晖 工程师 科技部
梅永红 研究员 科技部
姜念元 高工 科技部高技术中心
苏钢强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林超岱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郑培永 博士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邹健强 处长 科技部农社司
李致重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
吴伟康 教授 中山大学
孟庆云 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
尹　岭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
贺兴东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杨炳忻 教授 香山科学会议
赵生才 研究员 香山科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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