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中医，今日新貌 » 历代名家

京城近代四大名医

admin — Tue, 27 Nov 2007 07:50:44 +0000

萧龙友（1864年～1962年）

　　萧龙友为前清拔贡。精通文史，以文为医，医文并茂；善读书，多批校，生前曾将一部《医方类聚》赠送给北京中医学院，字里行间加批加议，勤求古训，堪为后学楷模。曾与孔伯华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培育国医人才。

　　在临床方面，主张老少治法应有不同，对象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但又要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调理虚证，多采“育阴培本”之法。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意病者的“五志七情”。治痨除着眼肺肾外，更要重于脾。他的临证方案及遗稿很丰富，按语用辞犀利，读之成诵，理法方药无不悉备。

　　1942年，孙中山先生病重，难以饮咽，便请他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可及。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其脉诊之精准受人称赞。
　　孔伯华（1884年～1955年）

　　孔伯华是我国近代一位具民族气节的医学家，幼承家学，研讨古医籍。解放前曾与萧龙友先生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历时十四年，毕业生达七百余人。1918年曾赴农村开展防疫工作，成绩卓著，开我国防疫工作之先河，编有《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十卷。擅长温热病学，喜用石膏。

　　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明令废止中医。这一反动政策，立即激起中医界的极大公愤。各地推出代表齐集上海进行抗议，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进行斗争。孔伯华先生被推为临时主席，全国舆论支持，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并被迫同意成立国医馆。解放后，他担任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曾在给主席写的信中要求中西医并重和加强中医教育，这一请求得到了主席的支持。1955年孔伯华逝世，周恩来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亲临他的寓所吊唁。
　　汪逢春（公元1887年～1948年）

　　汪逢春精究医术，博览群书。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多所阐发，启迪后学。其遣方用药很有特点，可将其用药风格概括为“繁花似锦”。他对药物的炮制、产地、相须、相使、相畏等十分讲究，在药物的选择搭配、服用方法上也很有研究。

　　他热心公益事业，尤注重培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42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为中医中药界培育人才，虽是短期培训性质，但汇集同道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如霍文楼、杨叔澄都是主讲教师，近代名医郭士魁就是当时的学员。他热心教育事业，提携后进，多有贡献。
　　施今墨（1884年～1968年）

　　施今墨，浙江萧山人。十三岁从其舅李可亭先生学医，弱冠追随黄兴奔走革命，后以宦海浮沉，遂弃政专以医为业。民国初年提倡中西医结合，尝谓：“中医累积千余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明真理。”素主中医辨证，西医辨病，辨证辨病相结合，总结疾病规律，才能取得古人理论精华指导临床实践，因此独创一格，医名大噪。

　　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曾拟废止中医。施先生到处奔走，联络各省医家，数次请愿，与国民党当局力争，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当局被迫停止废弃中医之举，但限制中医培养人才，不许成立中医学校，限制开业登记，意图使中医自生自灭。施先生以门诊收入开办“华北国医学院”，培养出六七百位优秀中医人才。

　　北京是一座古城，元朝以后经济日趋发达，医学也得到较快发展，由儒而医，名医辈出。晚清至民国，北京曾出现被群众称誉为“四大名医”的中医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他们分别擅长治虚劳病、温热病的、湿温病、心脏病及其他内科杂病。

章太炎对中医的贡献

admin — Tue, 27 Nov 2007 06:50:13 +0000

章太炎（1869年～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他是鲁迅先生的老师，近代中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对文字、音韵、训话、经学、诸子、史学、哲学、佛学等均有深邃的研究。太炎先生又很精通医学，曾对中医学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在此方面的成就，与其他学科相比，也毫不逊色，可惜少被人知。
　　章太炎先生出身于世医之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家三世皆知医”。他的祖父章鉴，“少习举业（指准备参加科学考试），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研究三十年。”后来成了一名为乡人治病的专业医生。他的父亲章?也是“生平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尤其是他的伯父章钱，更是当地一位医术精湛的名医，并且在医学上曾对幼年的太炎作过多方面的指点。从1890年起，章太炎跟从汉学大师俞樾先生学习深造7年，尽得其传。俞樾既精通国学，又兼通医学。太炎先生深受其影响，不但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研究，也为进一步研究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章太炎先生因支持戊戌变法，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反对表世凯称帝等，先后多次被捕入狱，也曾多次逃亡到日本。他在第3次亡命日本期间，曾搜求宋、明医书精本，收集各种古代医方验方，分类撰编成《手写古医方》。1911年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先生回到中国，又因“二次革命”失败而被袁世凯囚禁3年。在此期间便悉心钻研医学。他于1913年写信给夫人汤国梨说：“翻阅医书，此为性之所喜……家中医籍尚多，务望保藏勿失。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此吾人之志也。”他在1914年又给夫人写信说：“平生之好，又在医学。君亦当涉猎于此，愿同注意。家中颇有医书二三十部，皆宋明精本，数年搜求，远及日本，而后得之，望为我保持也。”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章太炎先生恢复了自由，出狱后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各种革命活动，同时也从未放弃过对医学的精心研究。
　　太章先生曾患黄疸，竟然“自治得愈。”后来又病“宿食”，依旧自开处方，初以平胃散治之，引起发热；复服小柴胡汤四五剂，仍然无效。他只好去找当地名医仲右长求治。仲医生说，您所开的处方倒也不错，但不该将小柴胡汤原方中的黄芩减去而加芍药，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现今应恢复使用黄芩，去掉芍药，再减少一点生姜的用量就可以了。按照仲医生修改过的处方服药，仅仅服用2剂就取得了良效。太炎先生深有感慨地说：“增损一味，神效至此！”从此以后，他治病更加严谨，医术也不断地得到提高。他除了自治疾病之外，也曾为亲属或友邻开过处方，还曾为邹容和孙中山先生开处过药方。这些处方大多蕴含着太炎先生在医治疾病方面的某些精明独到的见解。
　　章太炎先生以儒攻医，他虽然不是临床医生，但因根底雄厚，高瞻远瞩，曾发表过不少具有精辟见解的医学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上世纪80年代曾组织有关专家及章氏家属，重新搜集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共分为8册陆续出版。其中第8册为医学专论，共收载医学文稿134篇，直至1994年12月才出版问世。在上述134篇之中，涉及中国医学史的有3篇；为某些医学论著撰写的序文有7篇；对各种医籍作考证的有7篇；评论医术的有15篇；研究《伤寒论》的有23篇；研究《全匮要略》的有12篇；研究温病的有9篇；研究杂病的有7篇；研究方药的有12篇；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有7篇；研究中、西医学汇通的有12篇；给当时某些医家所写信函有12篇；其他如医学建议、提辞及为医学名家撰写挽联等有8篇。这些文稿大体上反映了章太炎先生各个时期所参加的医药活动及其主要医学研究成果。
　　太炎先生最推崇张仲景，曾经撰写过《张仲景事状考》，对张仲景的生平特别是出任长沙太守的历史作了精确的考证。他在《医术评议》中赞颂张仲景说：“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他针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所发表的论文也最多，共有35篇。他认为张仲景所倡导的辨证论治原则处方用药方法，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解决临床上所碰到的许多实际问题和疑难问题，因为有良好的疗效。他在论述温病的篇章又指出，包括流感在内的各种急性传染病，同样应当运用张仲景所倡导的辨证论治原则去加以诊断治疗。
　　章太炎先生还热心于中医教育。1927年，中国医学院在上海创立，公推太炎先生为首任院长，先生欣然就任。这是上海最早筹办的一所教学条件较好的中医高等院校。学院共招收学生13期，造就医学人才甚众。1928年不少医学专家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同样推举太炎先生为院长，太炎先生亦毅然就任。学院的发凡起例，皆由太炎先生亲自手订，并为《上海国医学院院刊》亲笔提写刊名。该校在办学的过程中，注意抛弃中、西医之成见，采取中、西结合的方式办学。
　　1934年太炎先生迁居苏州，又应邀出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他亲自为校刊《苏州国医杂志》题写刊名，并为学校书写了“诚敬勤朴”4个字的校训。他还定期为师生讲演，亲自讲学，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深受师生爱戴。他毕生对中医教育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周贻谋　湖南中医药大学）

[转帖]韩德强：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

admin — Tue, 27 Nov 2007 06:34:40 +0000

去年11月下旬我在桂林讲课时，连续接到两个电话，都是告诉我，杨德明老师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的第一反映是找一位好中医。回到北京后，杨老师仍在北大医院接受化疗。一个多月的化疗下来，钱花了六万多，人瘦得皮包骨头。据医生说，化疗延缓了病情的发展，不过最多还有三、五个月时间。好在杨老师头脑还很清醒，我强烈建议杨老师接受中医治疗，杨老师欣然同意。但是，北大医院拒绝接受中医进场治疗，杨老师一时有些犹豫。后来，科技部中医战略课题组的朋友推荐了王文奎医师，终于决定转出北大医院，单独接受中医治疗。一个多月后，我在家接到杨老师的一个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最新一次胸腔积水化验结果发现，积水中的癌细胞已经消失了，而原来在北大医院化验时，积水中癌细胞密度很高。现在，饭吃得下了，睡觉也有改善，精神状态好多了。这个好消息在朋友们中间立刻传开了，一位朋友说，看来，接受中医治疗是一个战略转折点。
　　
　　我为什么对中医情有独钟呢？起因是5年前我母亲得胃癌去世。她的胃癌发现得很晚，多次做胃镜以为只是一般性的胃炎，最后一次从绍兴到北京来做胃镜，才发现癌细胞。北京肿瘤医院的一位大夫认为可以动手术切除，但一打开发现已经广泛扩散，只好合上等死。这期间，我目睹了母亲的痛苦万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西医一定要找到癌细胞才能确诊病情？在没有胃镜的时代，西医怎么诊断癌症？不能诊断，又怎么治疗？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人得了病怎么办？
　　
　　这样，我逐渐发现，20世纪西方医学界的进步首先是在诊断手段上。然而，严格地说，这种诊断手段的进步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而不是医学的进步。例如，小肠镜是一粒类似感冒胶囊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架自带光源的微型摄像机，能够把小肠内部的情况拍摄下来，并通过无线电波传递到身体外的接收器上，再将接收到的信号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这是医学的进步吗？还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大医院最先进的诊断设备，如CT、彩色B超、核磁共振等等，全都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当然，光机电技术不仅应用于诊断，还应用于治疗。我有一位搞计算机的朋友，发明了一种电化学治癌仪。当时我很惊讶，一个根本不懂医学的人，怎么可能发明治疗癌症的仪器呢？现在明白了，治疗癌症的人并不需要懂得癌症的发病原因，亦即不需要懂得医学，只要能找到某种杀死癌细胞的技术手段就可以了。发明X光、CT、肠镜、胃镜的人，我相信都不懂得人体的复杂性，都只把人体看成一架由无数零部件构成的机器。用X光照射人体，就像海关用超声波探测集装箱里的走私货物一样。
　　
　　西医第二大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外科手术。20世纪的外科对于人体的骨胳、肌肉、神经、血管和各种器官的细微结构研究得更清楚了，然而，在人体观念上，仍然是19世纪尸体解剖学的观念，即把人体看成是一架静止的、结构复杂的机器，对于人体内部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则完全缺乏了解。例如，有的人由于长期心情忧郁而导致胃溃疡甚至胃癌，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刻打开人体，外科技术能够发现这种联系吗？外科医生只能看到人体某一时刻的状态，严格地说，甚至某时刻都看不到。由于人体被打开，人体内部的各种状态就发生了重要变化。打个比方说，人体是一条奇妙的不停运动的河流，外科医生甚至一次都不能踏进这条河流。非要踏进去，则河流必将发生改变。所以，外科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只能解决骨折等瞬间性、局部性的疾病。有人可能以为，对于那些长期积累形成的器质性病变，外科也是挺有效的呀，比如心脏搭桥，比如肾脏移植。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器质性病变的发生、发展机理，中断甚至逆转这一进程，为什么要开刀呢？要知道，开刀并不能消除导致器质性病变的原因。这部分胃切除了，可能下一部分的胃又出问题了。这个肾换了，另一个肾又坏了。外科技术如此滥用，这究竟是病人的福音，还是病人的祸根？正如杨老师的肺癌，如果有药物可以使癌细胞转化为正常细胞，为什么要开刀，为什么要化疗、放疗？究竟是只能靠开刀算医学，还是能够诊断病因、病机，调动人体自身免疫功能的中医算医学？
　　
　　西医给人印象深刻的第三大成就是抗生素。现在通过肠镜、胃镜、CT、核磁共振，诊断结果出来了，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例如，结肠部分发现了一处炎症。为什么会发炎呢？按照中医理论，炎症只是一个结果，是人体内外部环境发生某种失衡的结果。只要调节好平衡，即调节好阴阳、寒热、虚实等平衡，炎症自然就消失了。问题表现在局部，但原因可能在整体。问题表现在结肠，但原因可能在脾胃。这是对病情因果关系的一种整体论观点。但是按照西医的原子论观点，结肠发炎肯定是由于某种细菌引起的，只要找到能够专门杀死这种细菌的某种抗生素，炎症就会消失。正是按照这种理论，西医在20世纪发明了无数种抗生素、消炎药。现在医院药费收入中各类抗生素的销售额大约占40％－50％。怎么知道某种药物能够杀死某种细菌呢？化学合成药物，在小白鼠身上做动物实验。因为人和小白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能够杀死小白鼠身上的细菌，就能够杀死人身上的细菌。如果找不到某种特定的化学药物呢？病人就只好等待最新实验成果了。事实上，据我所知，西医至今就没有找到治疗结肠炎的特定抗生素。靠一些广谱抗生素，服药时好了，药一停又犯。进一步，就算找到了某种特效抗生素，还会产生副作用。人体内部是一个百万细菌的生态俱乐部，抗生素杀死某种致病细菌的同时，也会杀死起正常作用的其他细菌，破坏人体内部的各种微妙的转换和合成机制，产生广泛的副作用。更加麻烦的问题是，细菌与抗生素之间还会“博弈”。很多人知道棉铃虫和杀虫剂的故事。一些棉铃虫被杀死了，另一些具有抗杀虫剂能力的棉铃虫生存下来，继续繁衍，需要研制新的杀虫剂。正是这种机制，迫使中国产棉区从华北平原迁移到新疆地区，因为山东一带的棉铃虫具有抗药性，而新疆地区的棉铃虫还不具有抗药性。同样，一些致病细菌被抗生素杀死了，另一些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又产生了，需要研制新的抗生素。由此，我以为，这第三大成就即种类繁多的抗生素的研制，实际上是化学的进步，而不是医学。化学的进步还表现在化验技术上，通过对人的各种体液如尿、血液、唾液等的化验分析，统计出人体的正常值和异常值。
　　综上所述，20世纪西医的成就主要是靠光、机、电、化学、生物学等技术手段取得的，在医学观念上，则仍然停留于19世纪的原子论和机械论上，因而对人体内在的整体性、变化性还一无所知，对于解决复杂疾病无能为力。相反，在缺乏光、机、电、化学、生物等技术手段的古代，由于在人体哲学上持整体的、变化的观念，中医能够解释病因和病机，并发展出相应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能够治疗复杂疾病。事实上，我自身的结肠炎就是靠中医治好的。究竟什么时候好？靠什么药治好？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后，再做肠镜，就找不到炎症处了。一位朋友听我讲了对中西医的看法后，告诉我一个发生在他夫人身上的故事。10年前，他夫人也得了癌症，西医告诉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位朋友病急乱投医，找到东直门中医院的施汉章大夫。病人已经失去信心，没敢去医院。就凭口述病情，施大夫开了处方。一个多月后，病情明显好转。现在，他夫人还活得好好的。去年春节，我们两家还一起吃了饭。一旦认识到中西医在人体哲学上的不同，我便对中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终生抱憾！母亲生病时，我还不懂比较中西医优劣长短，我还像普通人一样迷信西医。如果西医宣布一个人的死刑，那就是科学在宣布一个人的死刑。现在我知道，西医宣布死刑，常常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无能，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人体哲学的错误。我甚至认为，西方医学体系在错误的人体哲学支配下，正在从错误走向更深的错误，其具体表现就是从细胞生物学（产生抗生素理念）走向基因生物学（寻找犯罪基因、疾病基因），从基因生物学走向分子生物学。这是西方医学的原子论思维的继续。如果病因不能在细胞层被找到，就到基因层去找；如果基因层找不到，就到蛋白质层次去找。这样，很可能就根本上颠倒了疾病的因果关系。现在，医学院的学生都把分子生物学当作未来医学的至高点，甚至一部分中医学院的学生也如此，这是非常值得担心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可能离单细胞生命越近，而离人体越远。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有强烈的原子论倾向。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人体就是细胞决定整体，基因决定整体，直至分子决定整体，原子决定整体。窃以为，他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运动。在新中国，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
　　
　　更让我担忧的是，如此幼稚的原子论、机械论的人体哲学，居然统治了全世界的医学界。西医把自己宣布为唯一的科学，扼杀其他各种整体论、运动论的人体哲学指导下的传统医学，特别是扼杀中医。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病人该死；如果在中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医疗事故。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西医的科学性、必然性的结果；如果在中医的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偶然的、无科学根据的、不可重复的奇迹。
　　
　　更加严重的是，即使中医能够按西医的统计标准可重复地治疗疾病，西医还是傲慢地拒绝承认。2003年的SARS疫情在广州爆发时，广州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到2003年5月中旬，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钟南山院士所在的西医型医院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也就是说，在人称“抗击非典第一功臣”的钟南山领导下的医院里，接受纯西医治疗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同样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北京小汤山医院的西医治疗调集了亚洲地区各国的呼吸机，每台呼吸机用完后就被焚烧销毁，仅此一项每人花费即达上万元。本来，广州中医治SARS疗效明显，应该可以在北京推广。但是，由于SARS后来被定为传染病，按规定病人只能由传染病院收治，北京各中医院就不敢收治病人了。因为没有哪个中医院的的领导敢保证，中医治疗不死人。西医治死多少人都是允许的，中医治死一个人就是医疗事故。按照西医理论，治疗SARS，需要研制出特效抗生素。然而，在至今仍无特效抗生素的情况下，某些领导机关仍然只允许西医治疗SARS，这就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了。
　　
　　由此我甚至激愤地联想到，＊＊＊功不允许信徒在生病时去医院治疗，西医不允许病人在西医治不好的情况下接受中医治疗；＊＊＊功可以用信仰的名义宣布信徒的死亡为上层次，西医可以用科学的名义宣布病人的死亡为天命；这两者的逻辑为什么竟然如此相似？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信徒？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人质？谁把我们的生命权交给西医的？＊＊＊功信徒还有一次选择，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则是生下来就别无选择，就天然地成为西医的信徒？
　　
　　昨天，我在电话中向一位朋友推荐王文奎大夫。这位朋友的父亲得了肺炎，也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肺炎固然有所好转，但其他脏器却出了问题。通话快结束时，我突然意识到，社会上的确普遍存在着西医迷信。如果作为儿女让父母接受中医治疗，父母和亲友都会私下里认为是孩子不孝。可悲啊！可惜啊！
　　
　　中医沦落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直接原因看，因为中医里的良医少，庸医多。一剂中药几十味，像霰弹枪打麻雀，瞄得不准，总有一味对症的。一些病人也相信中医，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由于中医医疗费用低，受大城市的西医至上论的污染少，找中医看病，但是常常找的是庸医。虽然一时治不死病，但也治不好病。一来二去，病人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还是找西医开刀动手术，搞“暴力革命”。
　　
　　然而，庸医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这又与中医的西医化培养有关系。中医需要靠师传。因为中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中有无数层矛盾在发生作用，有主要的（系统级），有次要的（器官级），有二次要的（组织级），有三次要的（细胞级）。每一级矛盾中，有又主要矛盾至次要矛盾多个层次。其中每一对矛盾单独解决都比较容易，都有一定的章法可循。但是不同级别的不同矛盾相互作用，怎样能够辨证施治呢？单一的原则不行，多个原则在一起相互打架还有原则吗？所以，需要原则间的平衡、协调，需要找到主原则和次原则，理清阳和阴的关系。每一个病人的病情不同，即矛盾关系的组织不同。同样的病症，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病因，其表现的部位和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培养中医就像培养国家总理，既需要靠临床实践，也需要靠师传。这才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说法。中医用药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君药攻主要矛盾，臣药加强君药的力量，佐药攻次要矛盾并克制君药的毒副作用，使药调和药性。这就像整顿一个管理混乱的企业，不但要撤换主要领导人，整顿士气，调整市场战略，开发新产品，加强质量控制，还要循序渐进，防止在整顿期间失序，造成资金流失，客户流失，技术流失，亦即要懂得安抚人心，注意打击一小撮，保护大多数。所以，单纯学院式的中医培养只能培养解决单一型问题的科级干部，培养不了总理。这种科级干部，就是那些守着一、二张方子吃一辈子的中医。这种中医守株待兔，碰到病情对他的方子了，他就成“神医”了，对不上，就成庸医了。从外部统计角度看，病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庸医。真正的良医用药以变应变，出神入化。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先生治好了167例脑炎，用了98个不同的处方。然而，西医领导的卫生部居然认为，正因为每个处方解决了不到2个人的问题，所以蒲先生的医术没有统计意义！用西医的这种机械论方法来领导、评价中医的整体论，如同让幼儿评价成人行为一样，可笑复可叹。
　　
　　用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的结果是，据估计，解放初全国大约有良医5000名左右，到现在只剩下500名左右。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执业医师法》，那些没有学历、不懂得外语、却长期行医、声望卓著的中医师，将得不到营业资格。本文多次提到的王文奎大夫，严格地说，就没有卫生部认可的行医资格。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怎么到了医疗问题上，却成了西医是科学和真理的化身，有资格否定其他医学呢？
　　
　　事实上，西医承认的只是原子论、机械论的科学，是牛顿力学时代的科学。遗憾的是，尽管牛顿力学开创了力学新时代，但其影响却过分扩展了。真理往前走一步便是谬误。自从牛顿力学诞生起，西方思想界和医学界便沉迷在牛顿力学中。思想界的洛克、斯密，其中一定程度上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内，都深受牛顿力学影响。然而，牛顿力学只适合一个确定的、可逆的、机械的、可分割可孤立（原子论）的宏观物理世界。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事实上很快就超越了牛顿力学世界。热力学、化学、生物进化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确定的、可逆的世界，带给我们一个高度复杂的、不可逆的、偶然性的世界。但是西方医学界完全与自然科学的变化相隔绝，停留在牛顿力学时代。所以，从事系统论、控制论工作的大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说过（大意）：西医处于幼年时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进入系统论，再发展四五百年才能到中医的整体论。
　　然而，尽管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体和社会的认识都可能远远领先于西方，但是，近代中国被用牛顿力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打败了。本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完全可能解决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问题，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被慈禧这样的“庸医”所统治，缺乏“中学之体”，在甲午海战中再度失败。全国舆论不分“庸医”“良医”，抛弃了“中学”，掀起全盘西化的浪潮。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中西医难兼采”为由，“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南京政府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开展”为由，通过“废止旧医案”。这些举措虽然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偃旗息鼓，但是，仍然给中医以巨大打击。解放后，尽管毛泽东倡导中西医结合，但是由于卫生部基本上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西医结合的结果是西医为主结合了中医，使中医沦为二等公民。80年代后，全盘西化论再度甚嚣尘上，中医从二等公民再退而成为三等公民，甚至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实际上，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只能是“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中医可以防微杜渐，将绝大部分病情消灭在萌芽或成长状态，到病情发展到完全不可逆转的阶段，再用西医的“暴力革命”。至于何种病情为完全不可逆转，则需要取决于中医的治疗水平。对于像王文奎这样的医师来说，肺癌晚期仍然可以逆转。对于技低一筹的中医（也是良医，但医术水平稍低）来说，肺癌早期和中期可以逆转。如此，则可能形成一个以少数杰出良医，多数普通良医形成的中医网络，以远低于西医的成本，覆盖全国城乡。
　　
　　同病相怜，猩猩相惜。在医学界，中医是非主流。在经济学界，我也是非主流。非主流的体验是相似的。在经济学界，一个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尽管他对经济史一窍不通，尽管他对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毫无了解，但他可以玩弄统计数据做模型，可以写文章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可以凭借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名声对经济政策指手划脚，就像一个学习分子生物学的医学博士可以对一个病人任意处置一样。经济被搞坏了，病人被治死了，他们却是科学的化身，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他们责怪病人不是他们的典型病人。
　　
　　呜呼！不如归去学中医。

刘渡舟谈伤寒论与经络[转帖]

admin — Tue, 27 Nov 2007 06:32:38 +0000

关于《伤寒论》的经络大家有些问题。到底经络是有还是没有啊？现在学术界有争论，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也有的公然写文章叫《六经非经论》，认为六经是有的，但不是经络。所以我今天主要讲经络这个问题。
经络的问题，不是《伤寒论》单有的问题，那是中医的基础理论，学内科的要学经络，学外科的要学经络，学妇科的要学经络，学儿科的也要学经络。我十几岁作学徒，跟着老师学医，老师开头就给我们讲经络，他说这就是基础。所以说经络并不是《伤寒论》所独有的，凡是学中医的，为了给以后的学术打下很好的基础，首先得先学好经络。手太阴肺中焦生，下络大肠出贲门，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中行……就得背这个，念这个。如果有人提出来经络学说在中医上没有实用意义，可以叫它退出了，那就不只《伤寒论》的经络方面给废除了，所有的中医学基础都给废除了，这个关系是很大的。《内经》中有脏腑经络，讲脏腑就得讲经络，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观，都得用经络学说加以说明。如果把经络给废了，六经非经了，那中医的理论－中医的整体观，一分为二、分阴分阳的辨证法，六经为体、八纲为用，体用的关系，不就都废了吗？

我曾经写过一篇有关经络的文章，在中医学院发表了，无形之中就出现了对立面，有一些议论，说我凭老资格。经络是有的！不光因为我是搞伤寒的，那是中国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伤寒论》也是中医学，当然就得取法于经络学说了，怎么能说是六经非经呢？好，一句话把所有中医的基础理论、脏腑经络都给废掉了，那将来脏腑还能建立关系吗？脏腑得有经络，没有经络，脏腑就是死东西了，有经络才能活呀！要懂得这个道理，就得要求对中医有所体会，得有点入木三分的功夫，才能知道它的利害关系。否则的话，思想简单，图省事，认为经络就这么一条线，解剖学也看不出来，从哪儿到哪儿谁知道，他也不往细里去研究，就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这是不行的！医之始，本岐黄，脏腑经络是基础，你不是要学中医吗，就得学这个，不学这个怎么叫中医？同学们可能要问我了，刘老您这话说得太武断了，那还非学不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临床上来了病人叫你看，要辨证，辨证里头就有经络辨证，要是没有经络了，怎么去辨？

有一年我去大同，正值暑假，住在宾馆里，他那儿管后勤的部长姓张，听说是北京中医学院来了老教授，就找我来看病了。我一见他就觉得纳闷：这位张部长穿着老式的凉鞋，可前边一大条都被剪掉了，露出个大趾在外面，通红锃亮，又不敢碰，很疼。他说：您看我连凉鞋都不敢穿了，疼得厉害。西医叫它丹毒，越到晚上疼得越厉害。我一看，大脚趾，正是大敦穴。号号脉吧，脉弦而滑，弦为肝脉，滑是热象。大、浮、数、滑主阳，阳主热。大趾上有三根毛，是大敦穴的位置，厥阴足脉肝所终，大趾之端毛际丛。那地方有毛，古人就看出来了，还看清了有三根，你说古人的眼睛是不是比咱们看得都清楚，咱们还天天戴着眼镜，看东西都看不清。我就给他开了个方，龙胆泻肝汤加上十四克地丁、十四克公英。湿热毒火，首遇肝经。张部长问我：刘老，这到底是什么病，是丹毒吗？我说：这叫大趾发。大趾，就是大脚趾，发呢，你看你这个又红又肿，发了。七副龙胆泻肝汤，他晚上就能睡觉了，不疼了。你说这经络在临床是不是管用啊。龙胆泻肝汤加公英、地丁，清热解毒，肝经的火毒一清，不就见好了吗?
再说一个例子，是后背疼、脖子疼的。在临床，现在这种病很多，尤其是妇女，脖子疼，来医院一看就是颈椎病，治又治不好。这个病，我们用《伤寒论》太阳经病来辨证。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就指出了头项强痛了。那么足太阳膀胱经它走在什么地方呢？脖子。所以古人注解《伤寒论》说：项，为太阳之专位；头，为三阳之通位。头痛有少阳病因、阳明病因、太阳病因，所以头是通位。脖子痛，这个就是太阳经的病，所以是专位。该怎么办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有汗的用桂枝加葛根汤，无汗的用桂枝加麻黄加葛根汤。葛根是治脖子疼的神药，很有效，一吃就好。记住，这是指中央一带，脖子甚至到后背都管用。但是，如果你说后背、脖子疼，两边到肩胛也疼，这样再用以前的方子就不管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侧属少阳。太阳行于后，阳明行于前，少阳行于侧，要用小柴胡汤。跟我实习的学生知道，我治后背和肩胛痛，好用柴胡桂枝汤，小柴胡汤加上桂枝、白芍，吃了就好。你看怪不怪，加上柴胡就管两肩，不加就不行，这就是经络，经络辨证嘛，没有这个怎么行呢？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妇女来看病，一来就见她满脸的怨气：我都吃了那么多药了，怎么就不见好呢？我不怕花钱，您给我弄点好药。她得的就是西医说的三叉神经痛，也不是多么重，可怎么也治不好。病人来找我，我说：你说一说到底怎么个疼法？她就说后头痛、偏头痛，到肩膀头儿再往下一点，就是耳角的上面一点往下来，这里痛。我一看，就用基础医学和经络学说辨证，这叫三阳经结气。脉象浮弦，稍微有点滑，我就给这个病人开了柴葛解肌汤，柴胡、葛根，还有点羌活、防风，三经风邪一起治，柴葛解肌三阳病，头痛发热还不眠。吃了药，病就减轻了，女同志也破涕为笑：老大夫，我就吃您的药见效，不疼了。所以说学经络这个事儿，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可以说是中医学的一个伟大的组成部分。我带研究生的时候，有人腿疼来看病，我给他辨证，首先要辨经络，不辨经络怎么能下药开方呢？一条腿有左侧、右侧、前方、后方，有阴经、阳经，就要用经络给划一划。这人腿疼，晚上疼得都哭，我就问他：你把腿搁在凳子上，给我指一指哪个地方疼啊？他说就是大腿外侧。外侧都属阳，内侧都属阴。外侧少阳经痛，我说：你这里面经脉不通。足脉少阳胆之经，始从两目锐眦生，抵头循角下耳后，脑空风池次第行。正好行于大腿外侧。疼是因为少阳经的气火、相火被风寒凝滞了。然后我就给他开了张药方，有双花、陈皮、赤芍、穿山甲，吃了就好了。

这些例子多了，不可胜数，所以我跟同学们说这个道理，经络学说是中医伟大的组成部分，有了经络学说，脏腑学说就活了，要不，脏腑怎么结合呢？太阳膀胱经，肾与膀胱相表里，它是一个表一个里，一阴一阳，它们是怎么结合的呢？我们说是有机的结合，不是生搬硬套的结合，也不是强加的结合，是内在的、有机的结合，这个有机结合就是经络。足太阳膀胱经到肾，肾的经络到膀胱，所以它们才能结合。气是相通的，肾与膀胱相表里，要没有经络学说了，把它一脚踢到门外，那肾与膀胱怎么办呢？怎么结合呢？为什么膀胱病变成少阴病了呢？为什么肾病可以出现膀胱病呢？没有经络了，就没有了一个传导的、联系的、互为影响的、物质的东西，那就不是中医的理论了。你看太阳病变有很多，用栀子豉汤、四逆汤来治，用热药来治，因为他已经发现了太阳与少阴的理论，实在太阳，虚在少阴，肾阳不足出现了少阴证。在临床上，给老年人、体虚的人看病，头疼、发热，体温三十九摄氏度，这时病在太阳，浑身疼，得按阳经来治，肯定好。感冒头疼，脉不浮了，变迟了，总想睡觉，打不起精神来，一摸，手脚发凉，这是病由太阳转入少阴了，叫少阴伤寒。怎么办？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就是一方面用麻黄来发散寒邪，一方面用附子温理少阴阳气，驱邪培本，两方面来治，才能取得效果。所以说经络学说是脏腑学说的一个必然的辅助理论。

再说说《伤寒论》这部书，它分外科、内科、妇科、儿科，着重于讲理，理法方药嘛，它的理论性很高。所以张仲景书中有几个重点要掌握的，一个是辨证论治。学《伤寒论》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伤寒论》？除了辨证论治，还有没有了呢？到这儿就停止了吗？不知道的话，就困难了。这第二个就是辨证知机。辨证论治是讲处百病的，很多疾病，我凭辨证论治就能治好。辨证知机，通过辨证知道病机。机者，事物之先兆也，是事物刚发生，表露在外有那么一点痕迹，这一点情况抓住了，我就知道它如何如何。辨证知机者，决死生也。当大夫看病，不能忙活了半天的辨证论治，刚一出门病人就死了，那是你这大夫没医术。为什么张仲景《伤寒论》序开头就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张仲景就是告诉你《伤寒论》不完全是讲辨证论治的，那辨证知机也是奥妙的，现在不研究这个行吗？好，辨证论治是讲六经的，辨证知机是讲五脏的，记住了，这是口传。见什么证，见什么脉，然后按五行生克之理，琢磨这病有没有危险，什么时候会出现危险。一次有一个姓郑的人，儿子出麻疹转成肺炎了，叫我去看。我到那一看，这孩子喘得厉害，见绝证了，所以我拿了包就走。姓郑的出来问我用什么药治，我说不用用药了，危险就在眼前。什么样子呢？这孩子喘如鱼口不能闭，肺气绝也，五脏里的肺，所以决死生。治伤寒杂病，辨证知机在于五脏，辨证论治在于六经，这要分开了。所以在《伤寒论》里要学辨证知机，就得看他的平脉篇、辨脉篇。春脉弦，如果不弦了，没有胃气了，就危险了。

《伤寒论》是一部上知天、下知地，无所不包的伟大著作，能小中见大，所以我写文章，对张仲景的《伤寒论》有那么一句话：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宝王刹就是佛庙，出现在毛端上，小中有大。他这种境界怎么达到的呢？他用的是经络学说。经络的功用是能产生联系，经络之间互相联系，你连着我，我连着你，连成一片，连成一体。手太阴下络大肠，就联系到大肠。总而言之，五脏六腑由经络来联系，这样，看来孤立的事物就成了有机的客观实体，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上临床，就看见有这样的情况，西医没有办法治的病都来看中医，中医就有办法。现代医学、Ｘ光、验血，找不出原因，最后找老中医，就能给他治好，因为老中医的联系性广泛，能找出原因。一个人咳嗽，什么法子也治不好，查结核，没有，什么也查不出来，为什么还咳？找中医大夫看，木火刑金，你老爱生气，以后不生气了，病就好了。用海蛤壳20克，青黛10克，泡水喝了就好了。怎么现代医学没研究到海蛤壳能治木火刑金呢？这些道理就是中医的特长。现在，我也带博士生，整天在实验室里研究小耗子，打一针然后得出结论，当然这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怎么不能好好把木火刑金研究研究，看它是什么道理。同学们，张仲景他必然得用经络学说，不用经络学说有些问题就不好解释了。什么叫整体观，什么叫辩证法，张仲景他的药本来治阳证的，一下子变成阴证了，尤其是《伤寒论》的三十条：伤寒脉浮缓，小便利，桂枝汤发汗，得之便觉咽中干，烦躁，吐逆，更饮甘草干姜汤。夜半阳气还，重与芍药甘草汤。那病机变化之快，治疗方法之多，不用经络学说的广泛归纳是不行的。同时《伤寒论》是以六经为体，八纲为用，表里、阴阳、寒热、虚实的变化二分法，二分法就是由阴阳而来的。阴阳就六经中分阴阳，三阴经，三阳经，一些基础知识都来自经络学说。要是《伤寒论》六经非经了，这些道理怎么交代呢？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像日本人，在古籍上他们得出结论说《伤寒论》是实践医学。日本朋友对《伤寒论》很推崇，对《黄帝内经》却不重视，说《内经》是思辩，是花言巧语，没什么实际作用。我去日本讲学，他们说《内经》不如张仲景的药方，看病治病，百发百中，《内经》中的经络是哲学的东西，是思辩，可是他们就不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是医学的根本。中国重视《内经》，而日本只重视《伤寒论》，这也是一个特点。

继承好的东西，既有继承又有发扬，使学术总能有强烈的生命力前进。

图解使用灸架减少烟尘和方便自灸的方法

admin — Fri, 23 Nov 2007 04:30:15 +0000

灸架系我国当代灸学泰斗周楣声老先生所发明的灸具，是温和灸的有效工具。温和灸，也就是艾条灸，是目前最通行的一种灸法，由于温和灸不会造成灸疮，温和舒适，所以得到普遍地应用与欢迎。为了克服直接灸的烧灼痛与手持法的疲劳，周楣声老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设计了一种“灸架”，经投入生产，已在国内外得到推广和应用。

1．主要优点：　　

(1)位置稳定，作用集中，热度均衡，调节随意，时间可以根据需要而延长，故可以激起经气流行与出现灸感规律的三个基本时期（具体请参见周楣声先生《灸绳》）。
(2)提高效率，节约时间，安全简便，可以对同一孔穴重复使用与对几个病人同时施灸。
(3)病人体位不受限制，可以在室内自由活动或工作。更可指导病人长期自灸，免于每日就诊、减轻医生与病人的双重负担。
(4)城乡皆宜，综合医院及门诊单位均可应用。更可随身携带，作为慢性及老年病人的保健工具。

2．使用方法：　　

(1)选定部位(头面四肢躯干全身各处均可选用)，必须首先系好松紧带(盒内自带，双股),绕身一周系紧。
(2)将艾条烧旺。插入灸架之顶孔中。对准选定孔穴，用松紧带固定左右底袢，使器身与皮肤垂直。
(3)调节温度高低，以温热略烫能耐受为宜，温度太小无效，太高会烫伤皮肤。对胸腹及四肢诸穴，可以嘱咐病人自行调节。
(4)在燃烧十余分钟后，架内有灰烬积存，可使热力受阻，宜勤加清除，并应保持架内清洁。
(5)灸后皮肤如出现潮红，停灸后自会消失，即或发生水泡，可以刺破涂一点龙胆紫即可，不必更换他穴。在多次对同一孔穴着灸后。可以形成一层黑色痂皮，效果并不减弱。
(6)施灸时间的长短，应根据反应情况及病情决定。一般在新病或局限性病变，必须等待感应过程完善(感应规律另述)方可停，待3－4小时后再灸；对某些陈年痼疾及某些全身性疾病，感应过程不明显者，每次施灸1～2小时，每天以两次为宜。
(7)灸治完毕将剩余艾条，插入灭火管中。

3.图解作者使用灸架减少烟尘和方便自灸的方法


灸架	外用厚纸包裹

套上半截袜子	加点酒精，点燃艾条
	特点：艾灸时烟尘较轻，可以很方便地自灸百会、风池、风府、大椎、背部的穴位等平时不容易自灸的穴位。注意：艾条烧旺后才能插入灸架内；10-15分钟须清理烟灰一次，方法是将艾条取出清理，再插回灸架。
固定穴位进行艾灸